日本人始终明确地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百年来所不断阐述的，认为这种道德律不适合于日本。他们宣布，这正证明日本人道德的优越。日本近代的宗教家及国家主义者宣称“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资依赖，没有必要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只需要洗净心灵的窗口，使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如果它允许自身污秽，其污秽也容易清除，人的善性会再度生辉……恶不是人心生而具有的”。日本人没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他们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4〕。
日本人的伦理世界是分工精细、各自为政的，日本人缺乏或不屑于整体性的道德评价；注重具体行为的道德审视，忽略从总体上对人对事作出严格的是非判定。道德感体现在忠、孝、情义、仁、人情等等行为规范之中，区隔成“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等等，在人生地图上宛如边界清晰的不同区域。
笔者以为，日本道德的“阿喀琉斯之踵”（致命伤），不一定在“耻感文化”，而在缺失善恶对立的价值观。善恶不分，也许是日本神道与中国式“性善论”、“义战观”的最大区别，也是神道与基督教在道德理念上的分野所在。
因为失却求善去恶的心灵追求，没有直逼灵魂的尖锐人生拷问，没有富于批判精神的终极伦理关怀，日本稀缺培育伟大思想的历史文化土壤，而只能产生谋略型的思想者，这些思想者（如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近代的德富苏峰、北一辉等等）缺乏理性的、善性的形上学指导，往往偏执于民族私利而剑走偏锋（如吉由松荫“失之美英俄的利益当向中国朝鲜求得补偿”的强盗逻辑），扩张与暴力成为他们的主题词，当此类思想被统治者放大为国民意识时，日本的外战就获得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于是世人便见到，一个文雅的民族那样狂热地奔向掠夺与杀戮。
没有一个民族天生就是侵略性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合力（来自自身传统扭曲性发展，又效法近代西方的帝国主义），造成近代日本武力扩张的军国主义特性，导致一个洁净、爱美、讲礼的民族走向战争不归路，其今天之当国者还迟迟回避反省。这是文化史上的悲剧，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文化哲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