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削户”比例计，傅晏“削户四分之一”，即削户25％。而海昏侯刘贺“食邑四千户”“削户三千”，竟“削”掉了75％。
“削户三千”导致海昏侯国实力的严重削弱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三千”户百姓应当随即成为豫章郡行政控制下的编户齐民，豫章海昏地方农耕经济的总体实力并没有削弱。
豫章接纳的南来移民
刘贺入长安即帝位时，有“昌邑群臣”二百馀人随行。霍光谋废刘贺，“与群臣连名奏王”，所指罪责包括“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馀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以及“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霍光等对此“昌邑群臣”心怀警觉，多所防范，最终竟然以极端方式“悉诛杀”。“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馀人，皆送廷尉诏狱。”宣布“太后诏归贺昌邑”后，“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馀人”。这些来自昌邑的刘贺随从面对死刑有激烈的表现：“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颜师古解释说：“悔不早杀光等也。”（《汉书·霍光传》）郎中令龚遂对刘贺的劝谏，有“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语。所谓“不忍昌邑故人”，颜师古注：“‘不忍’，谓不能疏远也。”（《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不忍昌邑故人”，透露出刘贺对旧情、乡情、故人之情的深心看重。由这一思路考虑，则海昏侯刘贺“食邑四千户”中，应当也有部分“昌邑故人”同行江南。将这一人群与被霍光冷酷处死的“昌邑群臣”进行身份比较，应当理解其中也应包括一定数量的“昌邑从官驺宰官奴”等。作为来自“昌邑”的北方移民，他们自然会把黄河流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带到“豫章”地方。正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汉代中原南下移民成分及其社会作用时所指出的，“贵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艺人、工匠、商人、武士等”，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艺、行政治理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因而对南方及其他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