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提供了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户口数字，《续汉书·郡国志》提供了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的户口数字。比较两次户口统计数字，我们看到，一百三十八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02。56%，口数增长了374。17%。有研究者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以为豫章郡公元140年较公元2年人口数增长474%，年均增长率为11。3‰。并判断这种“户口增长率”确实说明“实际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肯定是人口的机械流动所致”（参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136-137页）。今按：豫章郡人口数增长474%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应为374。17%。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言“474%”是“永和五年口数”与“元始二年口数”的“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421页），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在江南九郡国中，豫章郡的增长幅度仅次于零陵郡。而自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间，全国户口数字则呈负增长的趋势。户数和口数分别为-20。7%和-17。5%。当时，位于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江西的豫章郡都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这两个地区当时均处于中原向江南大规模移民通道的要冲。而豫章郡接受北来移民，应受到海昏置侯国“食邑四千户”这一先导性的影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要知道西汉时期只有少数几个侯国始封时户数等于或超过“四千户”，而海昏侯国是江南地方规模最大的超级侯国。
自两汉之际开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热潮，即所谓“大规模的自发的人口迁移”，“导致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南增北减的变化”（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147页），又经历六朝繁华，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可以推想，海昏侯刘贺家族也许对豫章地区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环境开发和经济繁荣有一定的历史贡献。我们不能排除海昏侯墓出土文献中存在反映这一历史变化的重要信息的可能。
汉代移民史料少有直接涉及豫章海昏地方开发的记录。方志文献保留的有关汉代冯氏家族迁徙海昏的记忆，或许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四·洪州》：“冯水。汉因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曰‘冯田’，水因名之。”雍正《江西通志·古迹一·南昌府》“仓城”条引《名胜志》：“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曰‘冯田’。故其水曰‘冯水’也。冯氏仓场，故址在奉新之龙山下，山北有井，井上有墙，延袤数百尺，俗呼‘仓城’。”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寰宇记》云：“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曰‘冯田’。水因以为名也。”（中华书局，1983，764页）所谓“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举族而迁，且“赐之田”，体现这是政府组织的迁徙。而两汉之际豫章地方接纳的移民，可能更多是来自黄河流域的自发的南迁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