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的《拾遗记》里讲故事，说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内，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拾遗记》所记多属奇闻轶事，所以本故事只好作佣书的传奇看，不过也不妨当作是一种折射性的社会反映。既然美姿容的潘岳可以受到妇人的掷果追捧，同样俊俏的王溥还有富丽的文辞出售，衣宝盈车的景象似乎亦不为过——尽管有些文艺的夸张。这也不足怪，撰写这类凭借笔墨致富故事的本就是文士，不免会将难以企及的愿景附会在自我意象的同类身上。据说他形貌丑陋而聪敏睿智，于是这故事愈发地平添某些心理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辞，毕竟抄书只是复制，容不得创作，于是这传奇便有些渺茫起来。
至于佣书的字体，一般都是正体，行草少见。由于镇日浸淫于笔墨之间，佣书人当然对书体构成了影响，自然也产生了一些书家。《宣和书谱》说：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清人金农抄书易米，形成自家特色的抄经体，并与他的楷隶作品相互渗透，颇富创造性。当然，更多从事佣书的人，如同历史上从事其他行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留不下丝毫的影响，大约只有他们缮写文献的字里行间，善存下他们些许的印记，尽管这样的文献在经历时间的打磨和风云变幻的水火销解之后，更多只剩下绝不丰裕的孑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