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辛苦的谋生，佣书其实也并非毫无存在感的枯燥工作。不可否认，包括写经生在内的佣书人在这般辛苦谋生的同时，也受用着学习，于是其间颇有人经过笔墨历练之后，于学问和书法都有不俗的长进，成就自己的功业。譬如三国时吴国的阚泽，在刘玄德大举伐吴连战连克的危急时刻，以全家性命作保，向孙权推举了陆逊，彝陵之战大败蜀军。这位不同凡响的大臣，早年家世农夫，居贫无资，好学的他常为人佣书，所写既毕，诵读亦遍，于是究览群籍，追师论讲，兼通历数，由此显名。后秦的僧肇也是家贫以佣书为业，由此历观经史，备尽坟典，叹服于《维摩经》的深邃，剃发为僧，皈依佛门，后来得到鸠摩罗什的真传，被赞为秦人解空第一者，其所作《肇论》是佛教哲学的代表作，影响深远。萧梁的王僧孺，也有佣书养母的经历，天资聪颖的他不但因抄书而善楷隶，而且博闻强记，被誉为“即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他入仕后政绩卓著，又是南朝著名的文士和知名的藏书家。其他如东晋的范汪、后梁的张景仁、北魏的崔亮等，都是以佣书作为人生的初始职业，后来各自成就一番功业。这样看来，佣书可以说是这些读书人成学成名的阶梯，乃至入仕的摆渡。
可以逆料的是，批量复制的印刷术，是手抄的佣书业之天敌，现存最早的印刷实物出自唐代，敦煌遗书中，印本的《金刚经》赫然在目，不过也同样有手抄的经文。可见，同造纸术诞生后并未立刻替代简牍缣帛一样，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手抄的形式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唐代大书家虞世南的兄长虞世基，入隋后贫无产业，便每以佣书养亲。即便在刻书盛行的时代，佣书虽然退居非主流，乃至严重萎缩，但也并未消歇，甚至还有过规模庞大的佣书活动。譬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鉴于其卷帙太过浩大，无法制版印刷，只好雇用佣书人誊抄缮写，以至于事情结束之后，许多佣书人闲居，行市大跌，有慧眼者乘机招募，从《四库全书》底本中誊录近百种集部书籍。
说到行市，班超等人佣书的酬劳既然可以养家，应该不会太过低下。北魏的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刘宋的陶贞宝，善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有人经过换算，以为他写经3张纸的佣金差不多够得上一匹麻布的价格。唐代的吴彩鸾，因夫不治生计，家贫，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卖得五千钱，以为糊口之计。应该说，他们的报酬都算是可观的。四库馆开出的标准则是每一千字给银二钱五分，而熟手的缮写速度可以达到每天约写两千字，这自然是一笔滋润的收入了。当然，缮写草率者，届时也是要赔纸换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