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需求出于统治的必要，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刚需，而藏书对于所谓统治阶级而言，意义和价值并非仅仅在于文化，或者说文化其实也是要为政治诉求服务的。譬如刘邦攻入咸阳，诸将皆争先掠夺金帛财物，而萧何乃先入秦宫，收取秦丞相、御史之律令图籍。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汉立国之后，具知天下要塞乃户口多寡，形势强弱，以及民间疾苦情状。这些信息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真是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资治的诉求，在太平时代也是搜集典籍的诱因，对相关文献的复制，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文化的弹性绝对不会局限于讲求实用的官厅文本，文学历史哲学诸门类的发育，作品的流播，在文字当道的时代，自然不会满足于口头的传诵，学问的究治，也必须依托于相关典籍的收藏，汇拢起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其强悍的缺口，作为复制副本的唯一途径，由买方卖方共同构成市场化的佣书行业，其兴起真的是必需的。
这个必需的时代被定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轻薄廉价的纸张广泛流行的时代。虽然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并未成为主流的书写载体，简牍和缣帛依然占据书写材料的主体位置，不过东晋的桓玄以政令的形式，宣布纸张对原有书写材料的替代，这种替代尽管披着强制的外衣，但不难想象，桓玄之所以有此政令，必然是民间已经拥有了浓郁的此类风气，方才有此发动，所谓应运而生是也。
作为文化的一个元素，宗教对佣书的推动是不容忽视的。伴随佛教道教的兴盛，佛经的迻译，道籍的制造，出于传播的需要，抄写复制成为重要的途径，于是佣书人中后来分化出专门抄写宗教经文的门类，称为写经生。其实，经文的复制原本是僧侣的分内之事，但当宗教的影响深入民间之后，这种格局就有了变化。譬如佛教信众出于祈福求保佑的期待，尝试以功德主的身份舍财写经，在表达虔诚的同时，将对菩萨呈报的私人愿景机巧地夹带在抄写佛经的题记里面。这是一种极富本土色彩的民间智慧，因为比起凿窟造像建盖寺庙浮屠，写经的成本实在是太过实惠，尤其搔到贫寒信众的痒处，因而不能不引发效仿和攀比，也就不能不蔚为风气。最虔诚的功德自然是亲自抄写，只是会写字的人在当时并不广大，而权势阶层以及商业人士，殷实的经济实力足以令他们规避抄写的辛劳，必然或者只好出资雇人代劳。由于代劳的需求太过充盈，出家人已经不能满足如此炽烈的渴求，佣书人以及穷寒的读书人转而介入写经，写经生于是成为专门职业。前面说过，不是识字乃至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佣书，这一点在写经上尤其如此，鉴于写经的目的在于做功德，或者直截了当说是求佛办事，意在发愿消灾的雇主势必将灵验与否的砝码押在写经生身上，写经的水准被推到一个严苛的地步，相比一般的佣书人，写经生肩负了宗教、道德、技能的诸般压力，一丝不苟甚至战战兢兢便是他们工作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