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发出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计划》的通知，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挂帅的领导小组。解放后的第一次“整风”开始了。外婆成了“整风”的重点。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她进行“批评帮助”，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同事，很快就“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和过去的“关系”划不清界线。
“批评帮助”飞快升级，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矛头直指外婆最薄弱的环节：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外婆的反应也日益激烈。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市委组织部长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处分，应该劝退出党！
外婆自然是不同意“退党”的。她在留下来的手稿中写道：“……自参加革命，（我）与反动统治封建社会斗争出生入死，幸而没有牺牲，我也没有犯过错误，组织对我是爱护照顾信任的。革命胜利了，我没有犯大的错误，组织（却要）将我一脚踢开，我还是在受压迫……”
若干年后，外婆的老战友蒋仁风给我的父母写信：当年是重庆市委书记亲自给他打电话，要他去劝陈联诗退党。蒋仁风还说，他对不起共同战斗过的陈大姐。为此，他向我的父母表示沉痛的歉意。
最终胳膊没有能够拧过大腿，外婆终于屈服于“组织决定”：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后来才知道：当年如果外婆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这样的处理，远比那些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更严重——即使是对那些人，也得给碗饭吃。可见，外婆的“顽抗”，引起了有关领导怎样的恼怒。
外婆先被发配到民政局，再被发配到重庆市郊小南海金戒山的一座破庙里。这座挂牌为“第二妇女教养院”的破庙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外婆来的时候，好多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她们发牢骚，闹事，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四十七名当地农民来教养院“求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