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工作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外婆身心交瘁，她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她很瘦，经常生病，依然努力工作，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教养院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白沙沱区人民代表。
外婆刚来不久，教养院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外婆已经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从那时起，她写下了四十二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她一直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与此同时，“三反”运动开始了，一个曾经积极斗争过外婆的女人，三个月后也被开除了党籍，送到民政局“改造”。她来到破庙里，哭了三天。她说：
“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他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
外婆也哭，却沉默，最后长叹一声：“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外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其时她早已经不在人世。
外婆住院治疗肺结核的时候，碰上了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邵子南拿着她的画去找市委领导，说你们看，陈大姐的画画得这么好，让她到文联美协当个画家吧。
外婆终于重新拿起了她钟爱的画笔。她不再画那些心怀天下的英雄，而是画起了花鸟，最擅长的是画蝴蝶。她笔下的牡丹大气优雅。在她的画室里，桌面上摆的是花，墙上挂的是花，笔下画的是花，外出写生簇拥着她的也是花。
我的父母调到离重庆不远的长寿湖狮子滩水电站工作。父亲是办公室主任，母亲是俱乐部主任。为了安慰外婆，常常接她去散心。
父母的好日子也不长久。1958年，父亲突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消息传来，举家震惊。外婆专门去了长寿湖，见到了正在“劳动改造”的父亲，递上一罐他最喜欢吃的忠县豆腐乳，打开一幅专门为他画就的竹帘，竹帘上的观音菩萨含笑坐在莲花座上，上题“忘掉过去，笑谈人生”八个字。外婆对父亲说：“宁君在党校学习，想回来看你又不好请假，她叫我转告你，不管情况怎样变，她一定会同你患难与共。”“你不要难过，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是红是白终会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