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安排好幸存的同志，受车耀先的派遣，于1936年的7月赴苏联学习军事，途经万县时被捕。出狱时是1937年的11月。
外婆说，她一生坐过八次监，最长有两次：一次是1933年在岳池，坐了一年，敌人为了逼她“劝降”廖玉璧，还拉她去陪杀场。再就是1936年夏天这次。在万县监狱的这十五个月，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如果没有这次坐监，她就去了苏联。可在这个小城的监狱里待了十五个月之后，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战火从卢沟桥烧到了上海和武汉，眼看就要燃到重庆。长江沿岸被敌机狂轰滥炸，所有去苏联的道路都被战火阻断。
外婆没有了丈夫，没有了组织关系。只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此，她开始了漫长的十年找党之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她没有办法和组织接上关系，自己生活也没有着落。
从外婆在万县坐监开始，我爷爷一直都在帮助她，陪伴她。爷爷是外婆夫妇的崇拜者，没有外婆夫妇，爷爷不可能从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职业革命家。
爷爷也开始浪迹天涯。他在川东万县暴露了身份，不得已转移去川西的江油，路过重庆时找到了我外婆。爷爷希望能够和外婆一起，共同抚育孩子们顺利成长。外婆虽然很感动，但是没有答应。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玉璧牺牲之后，我在华蓥山上宣过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嫁人。”
好在他们各有一儿一女，看见两个孩子很合得来，便暗地里为他们定了婚。那一年，我父亲二十岁，母亲十四岁。外婆和爷爷同年，不知道是出于敬重，还是小了些月份，爷爷叫外婆“诗姐”。
已经是中共云阳县委青年委员的父亲，受外婆之托，将我母亲送进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孩子剧团”。
女儿有了去处，外婆的日子却更加艰难。敌机大肆轰炸重庆及周边地区，一次，母亲在孩子剧团害疟疾发高烧，外婆接她出来看病，正遇上敌机大轰炸。娘俩儿刚刚挤进防空洞，一颗炸弹就落在附近，弹片削去了旁边一个摩登女人的半边脸，脑浆溅了外婆一身。
我的爷爷去世了。爷爷病重的时候，外婆正在老家发动群众，准备华蓥山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