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的华人普遍认为自己与外国人有不同的身体构造，比如华人对医船所用的西法调理就很有意见，他们担心，“恐以西药治华病，脏腑各有不同，一旦病亡，首邱莫正，死者含冤，生者抱恨”。虽然此时乙醚（ether）和氯仿（chloroform）已应用到外科手术中，但对感染的不加防范影响了手术的成功率，而极少使用外科手术的华人发现中医的保守调理方法还不至于让患者因感染而死亡。因此华人患病时更愿意接受中医药的治疗，他们当时对西方疗治方法还很难接受。
雷尼尔医生认为，“防治鼠疫的首要措施就是实行轮船和海港检疫条例，还要对可能携带有疫病的废弃物进行检疫”。他把防治的重点锁定在那些贫穷、拥挤和污秽不堪的华人房屋，认为“这种污秽的房屋及其地下是病毒的发源地”，十分强调环境与鼠疫的关系，由此可看出雷尼尔也深受19世纪“查德威克式公共卫生”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人似乎也意识到老鼠是“疫气”的传播者，“广东省部分官员采取措施收集所有死亡的老鼠，每抓到一只老鼠给十钱，直到5月8日，据说以这种方式共收集了22000只老鼠”。至于西医对中医丹方的态度以及此时西医治疗鼠疫的方法，则可从雷尼尔的医学报告中清晰地看到。
在雷尼尔认为华医根据症状，主张祛热，但很多时候求助所谓的秘方，下面译介一个当时较常见的配方：
紫檀，1.5豆蔻；槟榔，3分；野菊花，3豆蔻；黄芩，1.5豆蔻；蒲公英，1.5豆蔻；四川的大黄，1.5豆蔻；甘草，2豆蔻。
具体服用方法是，首先将以上药材混合煮沸成液体，然后喝掉，最后用研成粉末的野菊花的叶子擦拭身体。
此外，雷尼尔还介绍了一个当时广为流传的西药配方：首先将一茶杯的海水添加2分的生石灰，并特别强调生石灰必须是从石头里炼出来的，来自其他途径的则不适用。然后将其振荡并过滤后，添加0.125两的甘汞，最后用这种药水擦拭身上的肿胀部分。当病人病危时，就在温暖的海水中溶解一剂量的碘化钾，并且让病人立即喝掉。
以上所列中医药方很明显主要用于清热解毒，强调内服外用，表里同治。而西药配方主要是生石灰、甘汞、碘化钾三种物质组成。生石灰与海水调配成石灰水，可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而碘化钾对皮肤坏死组织起到溶解作用。但是甘汞（氯化亚汞）是重金属，毒性很强，对人体损害很大，但欧洲人经常用汞治疗各种疾病，这种用汞治病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二者对比，不难发现中医药方药性舒缓，西医药方药性猛烈，毒性也很强。雷尼尔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中医秘方还是西医药水，也不管医生是庸医还是良医，几乎所有常见的药品对于治疗鼠疫都是无效的”，同等情况下，有信仰的华人更愿意接受负责的华医，而不是陌生的西医。虽然此时鼠疫杆菌已被发现，但作为发现者之一的细菌学家北里也表示没有特效药能够治疗鼠疫，只能从个人及公共卫生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