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西医，妙手难回春
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很明显表现出两套医疗系统的互相冲突。一方面是殖民地居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与西方殖民者的公共卫生观念，以及港英政府强制推行的隔离与清洁措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中医治疫与西医治疫之间的竞争与调适，以及“用药治疫”与“请神治疫”之间的互补。面对鼠疫，除了很多人逃灾避疫外，仍有不少民众会就地接受药物治疗。由于中医和西医本身对瘟疫的理解就不同，而且有各自的治疫传统，因此“有信仰的病人”与“负责任的医生”之间的故事也在此次鼠疫中上演。
清代中医一般认为瘟疫是由四时不正之气、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尸气及其他秽浊熏蒸之气而形成的疫气所致。所谓四时不正之气是指，“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之气”，当时中医认为此次鼠疫的发病原理是，“一言以括之曰湿热之毒，人少阳，一经而已，盖发于夏秋湿气，令惹起蒸之，故此时蛇虫□菌生，湿热为毒之验也。鼠居地中，先受湿热，故鼠先病，少阳乃三焦与胆皆主相火，湿热与火相合，故统观此症，热毒最重，少阳主周身之膜膈，其经绕耳，行手膀胆与肝连，肝脉绕腠缝，故生痒子必在此三处，痒子者湿热之毒凝聚痰血而成也，即疙瘩是矣。”
1894年鼠疫期间，坊间有一辟瘟古方颇为流传，据称该方能治时行痧疫、霍乱、转筋、吐泻、绞肠、腹痛诸痧及急暴恶症，“凡夏秋感症服之，无不应手立效”，申报馆还将其登报推广，配方包括犀黄、大枣、麻黄、细辛、当门子、雌黄、莪术、水安息、白芷、琥珀、槟榔、川乌、冰片、胡椒、黄柏、桂心、茅术、蜈蚣、升麻、香附、白芍、蒲黄、丹参、桃仁霜、毛菇、天麻、净辰沙、大黄、玳瑁、柴胡、元精石、石葛浦、紫菀、莞花、四脚蛇等七十五味药。此方是一外科处方，可治疮痈、痰核、瘰疬一类疾病，一般制成丸药服，捣碎也可以外用，有清热解毒、化痰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单从75味药材来看，像大黄这类的虎狼之药，剂量不可谓不重。另又有蜈蚣、蜥蜴等剧毒药物，取以毒攻毒之意，故药性猛烈，专治疗重疾，使用宜慎重，且这类古方古书中有很多，充其量是一个民间验方。至于方药调配修合时，要求择黄道吉日虔诚斋戒，避见妇女、孝服人、僧道、女尼，念大悲神咒，这体现了古人对炮制中药时的态度要求非常高，古人认为各种神秘仪式的加入似乎可以强化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