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之所以不辞辛劳地解析“民主专制主义”这种典型的“法国病”，是为了将法国重新塑造为一个“自由民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矫治作为“民主专制主义”之病根的个人主义：也即让个人走出封闭偏狭的自我，由“好人”进化为“好公民”，将粗鄙的、赤裸裸的“自爱”转化为“开明的自利”，并以“自由”来节制和改造“平等”，从而将“平等地屈从于同一个主人”升华为“平等地享有自由”，而这一切一切的关键就在于重建“政治”，尤其是重建以“政治参与”和“政治结社”为核心的“政治自由”，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要与平等所产生的诸恶进行斗争，只有一种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政治自由”。而这也是托克维尔最为核心的教诲。
就像休谟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专制政府都必然大大地依赖于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同样，在法国，“民主专制主义”一路高歌奏凯的过程，也正是国家机器慢慢地蚕食和侵吞民间社会，行政管理逐步挤压和吸纳政治生活的过程。关于法国的国家机器对民间社会，尤其是对民间社会中经济活动的介入和蚕食，托克维尔有着栩栩如生的勾勒：“20年来，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产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而对于行政集权对于自主的政治和公共生活的侵蚀，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恶果，托克维尔写道，“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指出了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对比，“在中世纪，政治自由的成就到处可见”，而在现代，“由于国民已经不再运用政治自由，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也已消失”，“法国人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