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克维尔看来，要彻底地扭转这种“非政治化”现象，就必须对民众进行普遍的政治赋权，并通过乡镇层面的“地方自治”让他们亲身参与政治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重建公共文化，重塑社会纽带和培育公民美德：“让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最有力的办法，可能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去……今后在欧洲，公民的数量将与政治权利的扩展成比例地增加。”“在政治中，人们为了重大的目标联合起来，在重要事务的结社中获得的益处让人们切实地认识到在小事中相互帮助的意义。政治结社同时使许多人走出自我；尽管年龄、性情或财富的诸多差异会自然地在他们之间造成隔离，政治结社使他们走到一起彼此联系，一旦他们聚集过一次，他们就总会知道如何再次聚集。”也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托克维尔对“七月王朝”将民众的社会、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割裂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为只有在重建“政治”的基础上，被“民主专制主义”阉割掉的个人自由意志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才能得以恢复，而“民主专制主义”也才有望被改造为“民主自由主义”，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按照现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说按对自由的准确概念，每个人既然从自然得到了处世为人的必备知识，那他生来便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对托克维尔而言，“政治”并非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比如投票箱前的公民投票，比如议会中的政策辩论，它常常意味着更多：比如“政治人”超越自我的激情，对成就伟大的渴望，对自由和人的尊严的矢志不渝的尊奉。一旦失去这些支撑，一旦“政治”沦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狗苟蝇营的秀场，一旦萎靡、无能、僵化和厌倦再度支配政治生活，“非政治化”的趋势，势必会在“政治冷漠症”的掩护下卷土重来，而“民主专制主义”也必将再度粉墨登场。
托克维尔写道，“我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热爱”，正是秉承这股激情，托克维尔矢志要将“法国改造为一个自由的民族”，并将其视为“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正是因为曾深味过自由事业的美好，故托克维尔也深知其凶险。确实，对于每一个怀抱同样的自由理想，但又像托克维尔一样出自一个爱自由只是因为痛恨主人，而非痛恶依附本身，依恋自由只是因为依恋自由所带来的福利，而非依恋自由本身的魅力的非自由民族之士而言，请牢记托克维尔下面的政治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