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广州的地方官员的积极表现，则是彻头彻尾的利益使然。在长期的海禁下，这些地方官就已经默认并保护走私商人到南洋贸易，以自己掌控的垄断渠道谋取暴利。以至于明朝中央朝廷三番四次下令严禁沿海私商航海，都不了了之，难以执行。由于这类行当带有不法性并伴随着巨大风险，于是沿海地区的海盗就成为了最佳人选。这些苟活于大明法律灰色地带的本土冒险家，亦商亦盗，甚至与来华的葡萄牙船队在越南海域发生过严重冲突。他们中一些胆子更大的人索性离开中国，去到诸如泰国等南洋藩属国，成为了这些国家的使节和商务代表，又靠着本土关系，为藩属国进行朝贡贸易牵线搭桥。当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之时，与之相勾搭的广州地方官员便索性在自己的省份私自解除了海禁。一时间，大量的南洋商船蜂拥而至。明武宗时候虽然有下令整顿广州的这种乱象，却从没有认真执行过。或许头脑灵活的明武宗自己都意识到，海禁锁国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因而他对葡萄牙使者的怀柔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葡萄牙人的出现，无疑会让这些利益团体的固有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损失。这不仅是因为葡萄牙人在南洋地区的扩张。在正当贸易中，双方也是斗的难解难分。例如屯门海战前夕，有一艘搭载有葡人的泰国船先于其他船抵达广州。按照当时的规定，先到者先进行贸易，也就意味着能及时出手货物。然而后来的泰国船竟然能够直接插队贸易，遭到了葡人的严重抗议。这次冲突也被认为是屯门海战爆发的一个诱因。无疑，具有官方背景的华侨商人，有开后门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明朝地方官一方面反对葡萄牙人在离开珠江口更远的屯门岛建造防御海盗的简单工事，一面却纵容那些“泰国人”在东莞聚集，以至于葡萄牙人以泰国的旧称暹罗，将当时的东莞形象的成为暹罗港。这些“泰国人”与沿海海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除了官方的偏袒，沿海的居民往往也对初来的葡萄牙人如此仇视和怨恨。因为他们正是整条靠海吃饭的灰色经济带上的主要参与者和分享者，一方面受到明朝整体海禁制度的压迫，无法正常靠海营生，另一方面却可以以非常途径谋生，甚至致富。当中的不少人以到南洋混个使节身份为荣。他们的分工也明确而简单，有人去招揽生意，有人负责明面上的打点和经营。更多人则单纯维护这一体系本身，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地方的水师在巡逻中总是相安无事，而外商船来华则经常遭遇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