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贾宝兰把这本书稿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尽管在这一版本里，“劳动营”一句，是见不到了。
在广东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点，打算主动删去这几个字。我觉得它太重要了，是画龙点睛之笔。杜老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参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马国川在《风雨兼程》中也写到这段）。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润生的这段话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思想，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中几乎所有那些重大问题了。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业工作不好监督，监督再好，劳动者一样可以有“反行为”（杜老所说农民磨洋工，以及工人控制劳动进度、产出残次品等，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呼咙”，为什么始终反对“包产到户”了。
那时候，杜老的前秘书给我拿来一批文件，都是国家领导人征求他的意见的，很难回答的一些问题。我也曾打算就此写一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未果）。
来西樵山来看望杜老的，除王岐山与我年龄相当外，林若、张根生、吳榕、杜瑞芝等都是老人。为这本《自述》，曾有几位当面向我表示感谢。
杜老“以阴柔致天下”
下一个问题比较重要：杜润生到底是什么人物？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么？现在坊间的文字多这么说，甚至说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胜利就是某种“经济学”的胜利。对此我可不敢苟同。
归根结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出自“知识分子精英”，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农民？——其实，无论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杜润生，在他们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包产到户”，就是他们“拱出来”的。
我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中，批评了不少改革派同仁，以为“我们”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大轰大嗡”、“以多求胜”……其实都错啦。
但是有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或者说正确的选择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那就是杜润生的做法，我现在姑称之为“以阴柔致天下”。
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些。直到最近，才知道“农口”的同仁对杜老有着那么多的批评，有的还很不客气。比如，有人说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上，杜对包产到户就另有看法。而据我了解：1979、1980年初国家农委的两次会议上，杜处心积虑，包括安排安徽农委周曰礼做长时间讲话。杜老首先定调子发言，从文字表面看，并没什么——多年后老同学李银河的妈妈人民日报农村部老部长李克林对我说，我们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兴奋啦（农村部何燕凌在座；这些人都是坚定的改革派）！——这里涉及杜润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场，对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报政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