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正是因为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批评，我们都在无形中有了一位难得的老师。当然，杜老给我的教诲还不止于此，在日后我为他写回忆录时，更涉及许许多多我不懂的国民经济问题。近十几年来，有些学者看好我的当代史研究，其实，这离不开我的这位老师；而且从那时候起，可以说，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系统研究；当然，还有一条就是我肯于下乡调查。
其实，这也是他“指挥”我去做的。这就要说到所谓“反行为”研究了（反行为，即面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公社制度时，以“反道而行”的行为来消解这项制度——编者按）。很长时期有一种观点，好像农民是信服“集体化”，是上级“要怎样他们就怎样做”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小组会上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的！
就因为这句话，杜老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他指示我专门去做此项调查研究。
为此我们选了一个点：山西太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曾在太谷插队，除了那个村子以外还在另一个村工作过，认识了省级劳模游墨则。只有一个地方，感到调查还没有把握，因为我以为“反行为”是国外社会科学的一句通行用语，实际上它是我的一个“直觉”（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学家对此大表赞同），以前从没有过。它能否被证实，就是第一个大问题。
太谷还是杜润生的家乡，有不少亲朋故旧，比如老县长要进之，就是他的同学，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首先就肯定了我们调查的那些东西是存在的，还帮助我计算了当地农民能够从集体手里拿走多少粮食。具体说，其比重大约有20%。
这一点也为杜老所接受，并在日后应用于全国的数据估算。前一两年，我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当众对林毅夫说出，他因为是第一次听说，还感到震惊。
经过太谷的第一次调查，我心里有了底，就给杜老打长途说：我们的研究可以立住了！
回到北京后，我给他做了详细汇报。他亲自出马，带我一起去某大牌基金会，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得到批准
第二年我又去了太谷，杜和我相约在那里见面，他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乡了。那天见面的，还有他的90多岁的舅妈。据说杜很小就父母双亡，是为舅舅舅妈养育大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只知道是1903年（现在通行的说法都是编的）。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老人，她是董村人，离我插队的西吾很近。她很感慨怎么当年自留地的产量比集体地里要高上几倍！这正是杜老所说的“自留地效应”。因此包产到户可以增产，他早就了解了。有同人说，杜润生一开始不同意包产到户，这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