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的故乡阳邑，始建于春秋时期。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曾受托去那里看了他家的房子。一个精致的小四合院，可谓书香门第。他打算把它交公。近年县里来人表示，要建立一个杜润生纪念馆（另建一个白居易书院）。还征求我的意见。
以后差不多每次出门调查，我都要向他请示汇报（通常我是很快地写出一个调查报告，提交给他）。印象里最有趣的是云南。他让我找省农委的一位负责人梁林，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云南的合作化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多有意思！
后来我去广东，他让我找了他的老朋友省农委负责人杜瑞芝。我在北京就认识了杜瑞芝。他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关于当初邓小平是否不赞成包产到户，我写在了另外一篇文章里），并给我以调查指导。这些就是我们调查的重点地区。
有关“反行为”的研究著作，终于在2013年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我几次提到，这是我跟杜润生二个人的共同研究，这并不是夸张。比如，大饥荒以后农民“两面政策”，就是他的提法。有一次他还说了一句：不要把小帽子扣在大脑袋上。过了几个月我才领悟，是说在反行为中，不要只盯着“瞒产私分”和“偷拿”上面（“包产到户”等制度修改也很重要）。
我年轻时，以清代经济政策研究获得路思基金资助，访问了美国，其中粮食部分曾经小蒙呈交杜老，很久以后他说还记得此文；退休前我访问了法国高等研究院（也是很高的荣誉），演讲内容即反行为的理论部分。
杜老痛删回忆录“点睛之笔”
我们的研究小组，不仅引致了“反行为”研究；直接的一个后序就是为杜老写回忆录。
1998年，我们在西樵山为杜老的回忆录通稿，其中有一段杜老说：
那时候（1953年初）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大秘书，帮他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自述》出版时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他说，手工工场是马克思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所以强调办手工合作社，是可以不等工业化、机械化，不等外国援助，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这时他说，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我说：这不是“劳动营”了么？当下他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