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绝非真正有实力华商的做派。StephenGirard也指出：“我不相信讲信誉的中国商人，特别是那些经营优质茶叶的商人，会像那些为了获得长期赊账的商人那样手段低劣地购入茶叶。”
十三行“总商”、当年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其产品质量就十分过硬。美国现代学者FosterRheaDalles在《旧中国贸易》（TheOldChinaTrade）一书中说：“无论是保证书还是茶柜上的商标，他都言行一致，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或费城，他的茶叶质量绝对保证”。同样，在伍秉鉴之前担任“总商”的潘振承，也十分关注质量。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回1402箱质量有问题的武夷茶，潘振承没有二话，立即赔偿，开创了先例，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商业声誉。
问题在于，尽管喜爱向老外们炫耀财富，大多数的中国商人却既无资金实力、又无管理能力，经商如同摸着石头过河，混一天是一天，不断透支信用与信誉的“亏本买卖”，也就成了苟延残喘的强心针。
而正因如此，无论政府还是外商，都从心里看不起中国的商人。政府对商人们退出生意都予以严格限制，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就在于“蔑视”。
无宁日
1826年，伍秉鉴终于盼到了花费巨资、苦候17年的退休证。
东印度公司的文件对此评价说：“他拥有大量资本和高度的才智，因而在全体行商中，居于卓越的地位，他的财富与地位的影响，反而使他由于天性懦怯，致有某种程度上的抵消，以致不适宜于与一个专制和腐败的政府的官吏抗争，所以在很多事例中，他就成为他们巨额勒索的牺牲者。我们相信，他急于现在退休主要是希望保护他的财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但是，他个人虽然退了，家族却无法退出，公司管理的担子交给了四子伍受昌，开启了这个家族的第三代，而伍秉鉴本人则在幕后垂帘听政。谁都确信他依然是幕后的掌舵者，有了麻烦还是要找他。
1831年，年轻的第三代“浩官”伍受昌差点送命——他在两广总督及粤海关监督面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疏通关系，请求准许其在商馆前建筑码头。结果，这大大刺激了广东巡抚朱桂祯,下令将他下狱处斩。吓坏了的伍受昌长跪1小时，再加上粤海关监督的说情，才得以逃脱。两年后（1833年），伍受昌因病去世，年仅33岁，很难说，他的早亡与巨大的压力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