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反向操盘，大大地挤压了获利空间。吊诡的是，这却并非倪秉发一人的风格。那位因在美国起诉债务人、并向白宫递交上访信而“名留青史”的潘长耀，也是如此。
波士顿的一个商人评价潘长耀“腰缠万贯，生意兴隆，赊卖货物时很随意”，但“爱空许诺，临了支吾了事。”另一商人ThomasW.Ward也有同感：“他（潘长耀）富有、爱巴结人、讲究礼数，有时给些好货、有时供货又极糟糕，做生意时三心二意，你和他说话时得留个心眼，因为他老是空许诺，却自行其是，这种人可不常见。”
如此做生意，质量与服务都成了大问题。SullivanDorr在1799年的家信中记载说，潘长耀“精于掺杂茶叶”，因此在上一年度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拒收。1803年，这位美商又抱怨：“自从水官（潘长耀）同意提供40箱小种茶后，我大概找了他20次，他却没法拿出货来。”
因为双向赊销，潘长耀和倪秉发在大量拖欠英国人货款的同时，也成为美国商人们的大债主。潘在美国通过法律渠道追讨的债权，就高达100万美元以上，而美商也至少欠倪秉发11.5万美元以上。美国当代律师、学者FredericD.Grant的研究表明，在潘的一系列讨债诉讼中，美商总是抱怨赊账买来的茶叶质量太糟，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兑现期票，甚至反诉潘。
中国商人反常的“贵买贱卖”，其实出于两个看似矛盾的动机：
一、通过“贵买”及从外商处获取赊销权，间接获取流动资金贷款，应对中国国内的融资难问题；
二、通过“贱卖”及给外商提供赊销，获取贸易机会，保住自己的“行商”资格，拆东墙补西墙、用后账填前账，延缓经营危机爆发。
显然，从融资的角度看，这两种操作是反向对冲的。但是，资金与市场，却又缺一不可，潘长耀、倪秉发们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牺牲了利润的“贵买贱卖”，造成资金进一步紧张，进而更深地依赖“贵买贱卖”。如此饮鸩止渴，在出口商品的质量上做点手脚，也就几乎毫无悬念了。当时费城最大的茶叶商人StephenGirard指出：“赊账的商人可能获得两到三年的信用期，但既然他在价格上占了便宜，茶叶的质量大概就比信誉卓著的商人买到的茶叶差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