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行商们承担了外贸管理的职责，要为外商们的一切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以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反走私的第一责任人并非政府，而是为外商担保的公行商人。这一制度设计，为官员们提供了绝佳的进退空间，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阮总督要弹劾伍老板，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史料，实在是因为当年发生的“叶恒澍事件”令他十分生气。犯下命案的叶恒澍，是澳门行贿基金的负责人之一，为了保命，居然在牢里扬言要公开广东官员们的贪腐证据，最终，还真的仅仅被追究了走私罪，逃脱了命案。
走私鸦片一度是广东的热门生意。就在4年前（1817年），伍秉鉴为一起存在争议的鸦片走私案，被迫承担连带责任，而被判罚16万两白银巨额罚金。犯下那起走私案的，是一艘美国商船“渥巴希号”(Wabash)。伍秉鉴不仅被罚款，还似乎和“案发地”澳门的“同知”（副市长）钟英结下了梁子——钟英因此事被问责，险些丢官，而记恨伍秉鉴。根据马士的记载，“叶恒澍事件”发生时，已经升任广州知府的钟英试图运用此事报复伍秉鉴，推动总督进行弹劾。
道光皇帝还是给伍秉鉴留了情面，虽然夺去了他的顶戴，“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查，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带，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
巨大压力下，伍秉鉴等行商，也给外商们正式发出警告：停泊在黄埔水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只必须即刻退出，否则公行将报官处理；今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保证书），公行才能对外商的商船予以担保。而公行的担保，是外商在华进行贸易的通行证，没有担保，一切贸易都是非法的。
怪买卖
表面风光、内里精光的行商，还有个令国际贸易界侧目的中国特色——“贵买贱卖”。
当时的美国商人SullivanDorr记载，“行商”倪秉发在进口西方产品时，给外商们（主要是英商），提供高出市场价9%~15%的报价，但要求赊销。同时，他在向外商们（主要是美商）出口茶叶时，不仅价格低于市场价，而且也提供相当数额的赊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