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斯特朗的分量还不够的话，那么接下来周恩来抓住了事情的重点。1941年2月14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会谈，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同时周恩来巧妙运用美国希望中国牵制日本南进兵力的心理，向他说明若不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便于日本南进，从而威胁到美国的战局。居里随即承认：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加不可能。随后他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居里在离开中国之前又一次批评了国民党，给予了蒋介石巨大的心理压力。美国在援助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对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蒋介石所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猛烈攻势下，局势对蒋介石逐渐不利，内有共产党、国民党不同派系、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的舆论攻势，外有美、英、苏的外交压力，尤其是美苏两个国家，蒋介石在当时正需要大量的外部物资援助，美国和苏联的不合作如同抽掉了蒋介石的背后支柱。蒋介石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局面，从而不得不收敛反共的气焰，保证不再有此类军事行动发生。周恩来精准地找到了问题的重点，抓住蒋介石急切需要美国给他政治与军事援助的心理，向美国说明如果蒋介石妄图打内战，那么势必会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从而使美国在外交上给予了蒋介石极大的压力，使蒋介石暂时保证不再剿共，这是周恩来运用外交手段解决棘手问题的经典事例之一。
二、与美国的交往
在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内放弃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主张通过民主改革实现社会进步;对外放弃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重新制订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迅速升温。
周恩来较早认识到对美外交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实际，早在1937年冬，就安排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延安和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访问。从而较早地与美国展开了联系，1940年到重庆之后，更是频繁与美国官方与民间人士打交道，1940年12月23日在沈钧儒寓所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几天内同斯特朗长谈数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为之后的皖南事变爆发后的反击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