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必然”是什么呢？即“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张国焘为杀害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将士提出的歪理。如此荒谬的逻辑，在张国焘的威势下却畅行无阻。
黎时中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参加红军前曾在四川宣汉县政府当过学监，张国焘便据此认为黎是反革命。黎时中质问捕人者“证据何在”，回答是：“你混进红军前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学监，是宣汉有名的臭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哪个不是地主富农的崽子？地富哪个不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须杀掉，所以你这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杀掉！”结果黎就被杀掉了。（何福圣口述、罗学蓬撰文《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
张国焘的这两个发明，既是歪理邪说又是政策行动，就像两把刀子，使鄂豫皖和川陕苏区不知多少革命知识分子饱受打击，人头落地。
张国焘杀知识分子，先从大知识分子杀起。谁上过大学，谁留过洋，是要先杀掉的，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尔后，再杀学历低的小知识分子和只上过一点私塾的土知识分子。有两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张国焘对知识分子、读书人的戒心和杀心。
一是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徐深吉差点被杀。一次，张国焘跟几位参谋闲聊，谈到农民推磨的力学原理。徐深吉插了一句话，提到牛顿定律。张国焘马上瞪圆了眼睛说：“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大知识分子呐，居然知道牛顿。”徐深吉见他说自己是大知识分子，吓坏了，好几天睡不好觉。后来因陈昌浩说情，才免遭厄运。
二是团长秦基伟差点被杀。一次，秦基伟到参谋处领东西打了个领条，字写得还可以，被张国焘看见了，他顿生疑窦：“我看秦基伟能说会道，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像个知识分子。”于是，便找秦基伟谈话考察，谈话后撤了秦的团长职务，调到总部参谋处当普通参谋。多年后，秦基伟与徐深吉谈到了这件事，说：“我才读了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呀，怎么反而撤职呢？”看来秦基伟只按常理想问题，完全不了解张国焘的心思。徐深吉在总部工作，是了解张国焘的，他对秦基伟说：“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与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你没被砍掉脑袋算是天大的造化！”（楚春秋《秦基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