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母在东莞打工10年，每隔几年，就回家盖一点房子，陆陆续续盖起一层楼。作为留守儿童，他也每隔几年就来东莞和父母相聚。18岁那年，他从高中辍学来东莞打工。
几年下来，他辗转了几家工厂，“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机会学东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钱，他更看重技能积累。
2011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觉得“看哪里都不顺眼”。连续几天，他都感到单调无聊，无所适从，“没地方可去，一眼望到尽头。”
在工厂，仍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孙平并不觉得累。他蜗居在城中村，热爱城市的繁华。他最大的消费是买衣服，一件几百块钱，全是运动品牌。他觉得，唯有穿上时尚品牌，才显得“整洁”，显得与这个城市相匹配。
对孙平这一代人来说，很早接触网络，打开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接触的是世界最主流的叙述：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他们成长的中国，是一个时空混乱的转型中国，他们从前现代的村野走出来，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血汗积累，消费于后现代的狂欢之中。
18岁的张柱，在一家皮带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买衣服，然后和朋友到大型舞厅摇头晃脑地蹦迪。那是他摆脱机械感的一种方式。他讨厌被称为“农民工”，他说，非得带“工”字的话，请将他归类为“员工”。
张柱利用网络学习劳动法，看看老板的行为哪些地方不符合规范，同时还向母亲普及法律常识——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在过去几年，网络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了解自身权利、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自我的发声渠道。
2010年，在富士康，13条年轻的生命从高楼坠下，以死亡表达人生之绝望。他们的悲剧唤起了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而他们，在过去的10年，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
“那些跳楼的人脑子都是浆糊，”孙平谴责自杀的同龄人。然而，和他们一样，孙平觉得打工几年，最大的收获是：现实是残忍的，金钱是唯一的逻辑。没有钱，就没法在这城市立足。
他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打工，他觉得他能改变命运，虽然暂时还不知道改变的方法。但他确定，他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一样——“童年的感觉已经消逝了，农村是老一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