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也许还拎了一土布袋热红薯,搭汽车,转火车,再汽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她的妈妈、我的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她:“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我妈用线量的尺寸,三根长线就是三个尺寸。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总之,暑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
30年后,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能省就省。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是毛巾,还有这一床姥姥的蚊帐。
我接受了它,却打心眼儿里不想要。它小,孔眼却大,是“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
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吨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目:确实不堪用了,之后全无心肝地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物件。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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