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春天的早晨，北京大学“性学”教授张竞生，就着吹面不寒的杨柳轻风，意兴阑珊地吃着“营养”早餐，一杯牛奶、三片面包，外加一份报纸。爱情，在不经意间来临了。
《北京晨报》副刊上登载的一则讲述故事吸引了张竞生。一位叫褚松雪的女子，自述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愤而脱离家庭关系，只身从遥远的浙江嘉兴逃到山西阳高，在穷乡僻壤的县立女校担任校长。她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她请人把菩萨塑像搬出庙堂，腾出庙堂充当教室，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
张竟生眼前一亮：这不就是中国的娜拉吗?他内心，波涛汹涌，推开窗子，对着远天，仰头高歌长笑。就是她了!张竞生没有犹豫，立刻提笔给褚松雪写信，赞赏她的行为，称她是中国的奇女子。
敢作敢为，不为世俗所羁，这就是张竟生，他的成名，也缘于此。
1922年3月，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在妻子病逝后不到一个月，即与其妻妹陈淑君结婚。陈淑君当时还是北大在读学生，且已与别人订有婚约。陈淑君不顾婚约转而与姐夫结婚，不仅在未名湖畔引起颇多非议，就连一些报刊也发表各种言论推波助澜。张竞生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认为这是宣传自己学术主张的绝好机会，于是他挥笔疾书，将淤积于心中多年的块垒倾力倒出，写下了论文(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爱情四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以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最好的夫妻是永远的情人。这样的观点。当时的中国，新颖超前，惊世骇俗，遭到众多“围观”。掀起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爱情大讨论。张竟生深陷舆论的漩涡，差点被批评谩骂的唾沫星子淹死，但也从此名声远播，成为家喻户晓、鼎鼎大名的争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