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大街36号,北京灿然书屋。对于这家坐落在繁华街区的书店来说,2012年2月的这个周末,生意多少显得有点冷清。下午四点,顾客一共四位。一位店员起身关上了敞开的玻璃大门,以免寒气侵入室内。
这里是中华书局王府井门市部。
如果不是墙上一幅庆祝中华书局100周年促销活动的横幅,人们或许很难从静悄悄的气氛中发觉,这家著名的出版机构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百岁诞辰。
各类古籍学术图书紧凑地排列在书架上,它们使每个人一进门,就能对中华书局的特色一目了然。然而,读者们未必知道的事情是,这家百年老店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历史,其实只有五十多年。此前,它出版的教科书,是更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那场转型,始于半个世纪前——无论是中华书局,还是整个中国。
不合时需的民营出版业1949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步入最后一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
在统一版本的工作中,教科书是重头。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审定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中小学课本,编制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教科书。随后,具有国营背景的新华、三联书店,联合民营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联合出版社,是为新教材的印行机关。时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负责人的黄洛峰,将这项举措解释为统战的需要:“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要团结他们、领导他们……就是让他们有生意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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