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甚至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多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就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批评了刘秀一顿，说他游猎山林，夜以继日，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城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以致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对贪赃枉法的行为更是严厉惩罚。他在执政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自己选任；如干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一类的近臣常被拉到面前棍打鞭抽，以致“群臣莫敢正言”。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性格刚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他们曾弹劾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为“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一件事，他的朋友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李子春死刑，他希望能保住李子春的命。刘秀说：“官吏公正执法。我不能徇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
刘秀的明君风范，使刘氏汉家天下走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