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人看来，主动注销城镇户口到农村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是一件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举动。
《党史文苑》2016年5期 封面图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16年5期，作者：汪建策，原题为：《我的三年知青生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一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非常广泛的政治口号。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1972年，我初中毕业于九江市第二中学后，便待业在家，成了一名“待业青年”。待业期间，我在长江之滨的水岸码头当过搬运工，整天做着抬石头，扛木材，装卸砂石、煤炭等临时性的杂工，每个月能挣几十块钱的收入，补贴家用。
1975年隆冬的一个傍晚，正当我们全家人准备吃晚饭时，忽然接到居委会的口头通知，让我晚上8点钟到“东方红公社”（现为浔阳区甘棠街道办事处）开会。会上公社主任和“乡办”（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了有关“知青”的先进事迹，动员广大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第二天上午，没有多加考虑，我就在父母的陪伴下到九江市第一派出所（现为浔阳公安分局甘棠派出所）注销了城市户口，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下放知青了。这个看似轻率的举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人生未来的走向。在今天的人看来，主动注销城镇户口到农村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是一件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举动。由于注销户口的时间已经临近年关，又逢农闲时节，所以我没有立即去知青点报到，打算过完春节后再去。
我属于“厂社挂钩”式的知青，这种模式就是工厂与公社挂钩，联合创办知青点，把分散在各家的知青集中起来，以便统一管理。
1976年4月8日这一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比较大的转折点。这一天，我从城市来到农村，成了一名实实在在的知青。早晨7点多钟，厂里派出了一辆“日野”牌大卡车，在分管知青工作的厂领导带领下，来到了我家的住地，父母亲将我的生活用品搬上车，父亲陪着我一起前往下放的知青点。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知青点——九江县周岭公社关山林杨。陌生的环境、满眼的翠绿，是我到这里后的第一印象。这里没有城市中的喧嚣，满眼除了山丘就是田地，还有不远处的几栋破旧的村舍，空旷的田野中，不时地传来几阵鸡鸣狗吠之声，似有填充寂寞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