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是将“土匪”与“盗贼”相提并论，凡强行劫掠或窃取他人财物、为非作歹的人，依其情节之轻重，或称为匪盗，或称为窃贼。“土匪”这一名称包括了从盗贼到社会革命家在内的一切“犯罪分子”。其中既有不知名的“梁上君子”，也有赫赫有名的绿林好汉；既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有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的土匪种类繁多。如果以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则有山匪、平原的“马贼”及“响马”、边界土匪、海盗和湖匪等。
所谓山匪，一种是指常年在山岭地区活动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这类土匪，民国时期常见，如河南的白朗，他在嵩山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内有烟户两千家，形势险要难攻”，“山内可容两三千人，屯粮致富，有泉水可饮”。
马贼是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匪帮，因其无不乘马，故民间有“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之谣。马贼的骑术和枪法堪称两绝。他们骑马不用鞍，能酣睡马背，长途疾驰而不坠地；又能双枪齐放而弹无虚发。响马，原是活跃于华北平原直隶、山东一带的匪帮，因其外出如马贼，亦必骑马，故谓晌马。
所谓边界土匪，就是活动在省与省或县与县等交界地区的土匪。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的四省边界线上，就集结着数十股约20万～30万的土匪，其中着名首领有顾得林、庞子周、范明新、于三黑等数十人。许多边界地区的地势极为险要，或乱山丛杂，或湖港密布，有利于土匪的出没。
海盗，是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他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海盗中有许多帮派，如清嘉庆年间有蔡牵帮、黄葵帮等；还有以各种旗号来分帮的，如黑旗帮、白旗帮、红旗帮等。民国时期的海盗，主要横行于闽粤沿海。湖匪，是指在内河湖泊港汊进行抢掠活动的匪帮。民国时期，太湖、巢湖、洪泽湖、微山湖、洞庭湖的盗匪活动猖獗异常，徐老窝子、宋老窝子、管大肚子等就是太湖上的着名土匪。
在旧中国，农村土匪的主要来源是那些家境贫穷、失去土地、劳动兴趣不大的人群。他们大多找不到正当的谋生之路，最终不得不游离漂泊，弱者行乞为生，强者流为盗匪。
土匪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溃散的士兵。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国无宁日。从1921年至1933年，仅四川就发生大小战争479次，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溃败的士兵，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找不到别的生活出路，往往流而为匪。
另外，在旧中国的农村，还有一些人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由于遭受某些挫折和法律上的不平待遇，而主动地投奔土匪行列。这些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侠盗”。他们的土匪活动，常常是打抱不平、劫富济贫，做出某些与梁山泊绿林好汉相类似的为农民伸张正义的事情。
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和规矩。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百发百中。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攻下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哨兵)。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参谋长。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行动前，他要占卜凶吉；遇险时，他要祈神庇佑。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的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过期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花舌子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这种人一要善于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保证万无一失。字匠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负责。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由于各个溜子人数多少不一，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东北土匪中的一些首领往往带一个小铜佛，据说叫“达摩多罗”，是他们的“上帝”。许多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匪首，在匪群中都是八面威风、颐指气使。其实，据当过胡匪首领的人交代，匪首带领胡匪就像带领胡狼，时时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有的头目可能不服大掌柜，随时可能篡权，便是一般的崽子，被惹急了也会马上动刀动枪，不顾后果的。所以一般的匪首都是少言寡语，一则显得城府极深，一般匪徒莫测其高深，只有敬畏之份；二则可以暗自盘算谁可能有异志，谁的言行反常，该采取什么对策等。许多匪首一辈子都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在大群匪徒的簇拥之下，孤独地活着，孤独地死去。
土匪有许多行话、黑话，反映了其组织内部的规矩和忌讳，也反映了匪徒们的心态。例如，干土匪称作“吃打饭”，长期干这一行叫“挂住”，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他们忌讳“死”字，故称死了为“睡了”，睡了则称“躺桥”；又忌“犯”字，故称吃饭为“啃付”；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犯了这些忌讳，轻则受打骂，重则被杀。
东北土匪还有一种黑话，叫“三番子”。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写到杨子荣进威虎山时，记载了很多。像“蘑菇溜哪路?什么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均属此类。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东西，既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内容，也有一些随机应变的问答。例如，问：脸红什么?答：精神焕发。问：怎么又黄啦?答：防冷涂的蜡。就属于这一类情况。
东北匪首一般都有一个绿林报号，反映出该匪首所处的时代特征、习俗和意向。例如，“战中华”、“战北省”、“东边”、“中霸天”等，反映了土匪的狂妄野心；“绿林好”、“青山好”、“松江好”等，反映了土匪活动的地域环境；“草上飞”、“云中雁”、“穿山甲”、“常胜”等，则反映了土匪的幻想、愿望。有的用匪首的姓名、绰号或去掉姓氏后的名字做绿林报号，如“老北风”、“小白龙”、“刘二敢子”、“(孙)长海”等。也有的用该股土匪的特点做报号的，如吉林浑江地区匪首曲振广手下50多名匪徒，行走如飞，即自报“滚地雷”；“白马张”则显然因为匪首姓张，常骑白马。
土匪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所以哪怕一两个人的小匪伙也要有个报号。路上相遇，各股自报家门，是仇人，捉对厮杀；是友好，相安无事。砸窑时，也向村民报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不逞之徒前来投奔。
东北土匪最大的一抹亮色是在抗日中的表现。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有个外号，叫“土匪源”。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土肥原贤二长期在东北从事武装土匪、发展土匪的任务，与东北的各地土匪保持密切的交往，向土匪提供大批的枪支、金钱，以便关键时刻能为己所用。让土肥原贤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土匪领枪领钱时信誓旦旦，表示一定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但真想使用时，这些土匪们却掉转枪口，加入到反侵略的阵营中。
辽西有个巨匪张海天，绰号老北风。过去数年中，土肥原没少在老北风身上下工夫，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派大汉奸凌印清来找老北风，让他率部归顺日本人。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派人找到老北风，劝他擒奸抗日。张海天对张学良派来的人说：“虽然少帅过去派兵打我，但我没话说，你是官，我是匪。但小日本来了就不行，因为我是中国人。”
张海天决定诈降，再找机会拿凌印清开刀，祭旗。1931年11月3日清晨，天降大雾，张海天突然率部突入凌印清盘踞的三道沟。一枪未放，生擒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及伪军200余人。
像老北风这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土匪不在少数，“九一八”事变后活跃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大部分就由原来的土匪转化而来。就是抗联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是绿林出身，很多人为抗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