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芬也认为：“在东洋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日本一样给予女性那样多的自由与享受的机会 ”。他的感觉是，日本女性的地位更接近欧洲。不过他说的“不能允许一夫多妻”是有问题的。但是，提利写道：“一夫多妻尽管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并没成为惯例。换句话说虽然上流社会的男人有很多妾，但妻子只有一个。可以享有作为人质送给领主这个荣誉的只有妻子一个女人”。如此说来，他们感到纳妾与所谓的一夫多妻是不同的概念。贝尔格说：“可以说明日本妇女地位高的最好的例子是她们拥有无限的自由，因此，她们可以去工作，可以参与男性的工作”，“这在其他东洋国家是不可能的。她们的举止虽然端庄矜持，同时又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这种状态只有在男女权利平等的关系里才有可能出现。”
在女性地位这一点上给予日本很高评价的观察家们，当然不是站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的立场上来评价日本的。如果以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判的话，仅依据日本女性地位要比亚洲各国高这一点绝对不是值得肯定的。如前所述，觉得日本妇女生活悲惨的观察家也为数不少，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按照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定的。莫尔斯“从很多的地方意识到妇女地位之卑微，比如在乘马车或是人力车的时候，丈夫总是站在妻子前面；走路的时候，妻子在丈夫身后至少四五英尺远的地方跟着”。换言之，与张伯伦一样，莫尔斯对女人隶属于男人的这一事实感到很心痛。他感到“在我们国家非常平常的对妇女的谦让、礼让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也正如卡廷迪克说的那样，“日本人不知道要对妇人殷勤这回事”。
张伯伦记述道：“可以说日本的女性终其一生都被当成婴儿来对待”。这恐怕是在与欧美女性—— 有着独立人格，拥有与男人同等资格参与社会活动——相对照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皮埃罗·洛蒂将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描绘成“不正经的”、“在人生最严肃的时刻也会笑”的“弹簧玩偶”。在强调她们的“脑髓重量轻”和“狡猾娇媚的眼睛”时，他所说的跟张伯伦并没有多大差别。张伯伦严厉批评洛蒂在《菊花》以及《秋天的日本》中，仅仅“以自我为中心、以没有同情心的态度”去描写日本，根本没有抓住日本原貌。洛蒂本人在1901年再度访问日本后，他看待日本的视角有了很大的改变，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十五年前无法理解的日本少女的魅力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但是女人们举止轻佻，“一生都被当做婴儿对待”或者像是只知道笑的愚蠢玩偶也是很自然、没有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