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两个世纪的进程中，从市民道德转换到夫妻道德，改变的不是人们的行为（我们不要过分乐观）或是他们所遵循的规则，而是其他更抽象、更重要的东西：这是根本的道德基础，也是伦理被理解的方式 ——就像士兵履行公民义务或个人有责任遵守道德规范一样。就已知的内容来看，旧道德法典规定：“一个好男人，只有为了要孩子时才会做爱。婚姻不是性爱的手段。”旧法典没有对规定的理由提出质疑：规定让市民有权娶妻，于是人们遵守它并结了婚。新法典与军事无关，并试图揭露社会机构的基础。在生育孩子的问题上，人们对婚姻比责任更长久还持有争论，那么肯定还有婚姻存在的其他理由。夫妻俩理所当然地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斯多葛派分析这种婚姻只是一种朋友关系，一种持久的热情。对双方来说他们做爱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后代。简单地说，新的道德规范以自己的规定去评判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它不能够评判已经存在的制度。婚姻的合理原因已经找到。这包括美好的愿望和虚构的夫妻之间的一致性。在旧法典里，妻子只是市民和一家之主的附属品。而在新法典中，妻子是朋友，是一生的伴侣。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她应该认识到自己天性的低劣，并且服从自己的丈夫。作为丈夫，也要尊重妻子，就像领袖尊重他的随从一样。简而言之，当伦理学家们开始疑惑为什么男人和女人要共度一生，当他们不再认为婚姻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时，婚姻制度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了。
新法典规定：已婚的人们负有责任。相对应地，旧法典中说道：婚姻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伦理学老师同样也提醒他们的学生这一责任的存在。公元前100 年，学监可能会对聚集的市民说：“我们都知道，婚姻是烦恼的来源。但是无一例外，人必须结婚，这是市民的责任。”每个市民都被问到他们是否履行了义务。人们虽不认为婚姻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却公开地讨论它。这造成了独身主义的蔓延，形成了“婚姻危机”（我们清楚这种集体的困扰不能仅以人口统计为证据）。在历史学家从事这一研究前，罗马人受到了这一错误思想的困扰。皇帝奥古斯都颁布了特别法律来鼓励市民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