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餐桌和厕所更能让人可以对一个民族的个性一目了然。
中国人的圆餐桌聚集了推杯换盏的热闹、替邻座盛汤夹菜的体贴和十几双筷子在同一个盘子里翻转乾坤的灵巧；西方人的方餐桌则勾勒出像刀叉一样一板一眼的规矩、像餐碟一样各自为政的距离和像红酒一样浅尝辄止的客气。
中国传统的敞开式蹲厕训练出国人直面他人和自己泰然自若的淡定和卷起裤腿，踮起脚尖，常在坑边走却能不湿鞋的游刃有余；而西式厕所格子中间的坐便器、免费的厕纸、洗手液和烘手机，圈出的是不可逾越的个人空间和对方便和舒适习以为常全无感激之心的漠然。
但相对于餐桌，厕所在展示文化差异的舞台上承担的戏份似乎更重。因为用餐时的礼数和习俗很容易在美食的诱惑下被抛到脑后，而在如厕这个枯燥的过程中，闲置的大脑会更敏感，更容易捕捉到差异带来的新奇。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外们对中国的厕所总是“情有独钟”——不只一个到过中国的老外朋友向我展示他们拍的厕所照片，好像我才是只见过坐式马桶没见过蹲坑的“老外”。
无论是蹲式还是坐式，不同的厕所文化下长大的人对自己习惯的如厕方式的依赖就像是对自己用了多年的枕头，稍微换一个样就可能导致失眠。我刚开始在南京工作时，曾有一个美国老友来访，她可以在仲夏的“大火炉”中和我挤在没有空调的集体宿舍，但每次上厕所都不惜长途跋涉走去20分钟之外的麦当劳。而几年后，我在纽约的唐人街又遇到不少已经在美国住了几十年，却仍然固执地坚持蹲在坐便器上如厕的老华侨。
但对于初来纽约居住的中国人，最难适应的倒不是如厕姿势的改变，而是到哪儿去找厕所，因为公共厕所在这个号称无所不有的大都会基本上是稀有物种。市属公园里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设厕所，但这些厕所的开放时间一律是和政府部门工作时间高度一致的朝九晚五，下班后大门紧锁，过时不候。大商场里的厕所一般都设在最隐蔽的角落，门口的标识好像对自己的职位很不情愿，恨不得长出手来捂着已经很不起眼的脸。大中型餐馆按法律也必须设厕所，但几乎每家门上都冷冰冰的挂着“厕所只对顾客开放” 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