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初,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尤金和费德林随后也来到北京。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在城里立即着手整理毛泽东的著作,我和费德林住在香山原青年疗养院翻译。最先定稿的是《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论文的译文很快到了斯大林手里,斯大林读后极为推崇。他认为文字活泼、通俗、新鲜,与欧洲哲学著作的僵化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亲自批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苏共中央理论刊物)上发表。发表后是一片赞美声。
在莫斯科期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世界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主编米金曾向陈伯达约稿。陈伯达为此写了稿,要我们为他译成俄文。他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我读了他的文章,总觉得似曾相识,后来想起来了,那是1949年12月《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是庆祝斯大林70岁诞辰的,他拿来稍加改动,再往外发。费德林发现文章前后有矛盾,就把陈伯达找来,指给他看,并问他:“你看前后矛盾不?”
陈伯达一把抓过就要改。费德林挡住道:“不忙,你先把思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陈伯达一答,他又一问;陈伯达再答,他再问……反正陈伯达未能自圆其说。费德林耍够了,让他走了。费德林说:“‘教授’的本事就这么一点,给他捏拢算了。”
在庐山会议上“翻车”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是要纠“左”的,陈伯达也看准了这个风向——既是毛泽东的本意,又是民心所向,于是他就支持了彭德怀。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的,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但毛泽东突然变成了“反右倾”!虽然陈伯达“反戈一击”,暂时保住了自己,但他投机的本质却暴露无遗。
1961年9月的庐山会议,讨论工业60条,其间陈伯达干了一件蠢事。在会议期间,他既不请示,也不请假,便自己下山去了。他下山时,无意中遇到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贺子珍。陈伯达告诉了她,说毛泽东在山上开会,如果想见毛泽东,这是极好的机会。贺子珍听了陈伯达的话,便向毛的住处走去,他们相会了。陈伯达到山下又遇到了江青,他又把贺子珍去见毛泽东的事告诉了江青。于是江青“杀”上山去,大闹了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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