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通人”张衡准确探知地震另类“屠龙术”

在家的三年中，张衡逐字逐句地琢磨《太玄经》义，为研究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问题铺垫了理论基础，不但如此，他在文学、绘画等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因此被时人誉为“南阳通人”。

张衡的名气越来越大，永初五年（111年），安帝诏拜张衡为郎中，三年之后迁为尚书侍郎，一年后再迁为太史令，在九卿之一太常手下掌管“天时、星历”。张衡本“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先前的积累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他自然高兴，除了太史令的日常工作外，“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

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张衡转为公车司马令，这是卫尉的属官，实际地位比太史令高。但5年之后，即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又转为太史令。这当然是官运不亨、失志的表现，所以当时人都认为这“非进取之势也”。

张衡模仿东方朔《答客难》作《应间》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在文中反复申述了两点：一是“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求之无益，故智者偭而不思”，认为应该持“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忧”的达观态度，使自己不至于被现实的重压所击倒。二是在仕途不畅、命运不达的情况下也不能自暴自弃而自沉，而要“奉顺敦笃，守以忠信”。他在《应闲》一文中曾说：“一个人不应担心自己地位不高，而应该担心自己道德是否高尚；不应当为收入菲薄而害羞，而应当为知识不广博而耻辱。”所以，张衡的学习内容不受仕途所需的局限，天文、地理、气象、历算等无所不学，尤其爱好文学。在游学期间结识的好友崔瑗曾评价他说：“没有他不学的学问，没有他不请教的老师，为一物不知以为耻，听到有教益的话他就非常高兴。”

最后，张衡决定“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朝隐”是张衡在怀才不遇时所提出的一种新的处世策略：进，可以以此为阶升官加爵，实现兼济天下之志；退，可以修身养性，独善其身；持中可以借职务之便继续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在新的形势下糅合儒、道两家人生哲学的产物，较之退隐自然要优越得多。正是有着这样的仕途波折，也正是抱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张衡更加孜孜不倦、将势就势，利用太史令之职继续进行天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