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治天皇于1912年的驾崩以及继位者大正天皇生来的虚弱，日本进入了后革命时期的日常状态。这种时代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社会的多元化与自由化；第二，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这一国家目标的丧失。前面引述的德富苏峰的评论，正是对这一后革命时代的新事实的敏锐反应。那么，在日本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时刻，大正时代究竟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历史经验？
大正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局限
首先，“大正民主主义”这一说法的对立面，并非仅仅是指昭和前期的极权主义，更是针对明治时期的权威主义而言——明治天皇被塑造为日本这个神国与神圣家族的一位慈父。大正时代“大众”的出现，与个体丧失此种意义上的精神权威后的解放有关。本书中提及的“大众社会”的出现，正是世纪初日本社会的最大变化，它构成了大正民主的社会环境。
大正元年劈头而来的“大正政变”，奏响了大众时代到来的音符。1912年12月，陆军与政府因增设师团的问题发生冲突，结果导致了内阁更迭；对此，民众高举“打破阀族！反对增师！拥护宪政！”的标语，在议会外展开了倒阁运动。1914年1月，日本海军高官接受德国与英国两家公司贿赂的事实被发现，加之纺织品减税问题，民众再次展开抗议运动，令内阁再次垮台。明治国家的权力与藩阀官僚主导的政治秩序，开始面临政党及其背后的大众的挑战。1918年原敬内阁成立，日本政党政治形成。1925年，日本制定了普通选举法。
那么，这些历史过程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归纳为“民主主义”？著名的政治学者吉野作造（1878-1933）为此进行了理论化工作。在发表于1914年的《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中，他认为大众的登场已经是超越了当政者好恶的事实性问题，因而呼吁当政者进行政治改革。与同期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激进势力不同，吉野可以说是提倡改良的建制派。为此，他故意避开当局者忌惮的“民主主义”一词，而是使用了诸如“民众政治”、“民本主义”等替代性说法。吉野的政论被视为大正民主的指导理论，这里略作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