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类似案件中，心理损失才是最大的一块。”吴晖查了近年国内性侵幼女的判例，心理损失没有实际判决的。均通过调解途径解决赔偿问题。
长期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的律师李莹认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来说，选择调解会好些。“这有助于降低儿童的心理影响，尽快回归正常生活，也能让受害者拿到更多的赔偿。
李莹同时认为，在调解拿到赔偿的同时，也会降低社会效益。比如一起典型性案例，如果通过有效判决明确学校等部门的责任划分，对社会、公众、其他地方的相关部门，会起到更大的警示、教育及防范作用。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在距离灵武市230公里的宁夏海原县，今年初发生了一起性侵女童的事件：海原县甜水乡小学教师杨某，在给学生上课时，猥亵9名女学生。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最终通过调解达成和解。每个受侵害的幼女获得数万元赔偿。这是一起从未被曝光过的案件，因为和解的条件之一是，家长不允许通过媒体扩大事件影响。该案代理律师及受害女童家长均拒绝了记者采访。
远离村庄
事发后，女童家长也变得敏感而脆弱。
平常交际广泛的受害女童家长马丹迪现在基本不出门，他怕村民跟他提起这件事。
受害女童家长车文秀陪孩子转学到新学校，老师问，以前在哪里上学?车文秀很不愿意提及“秀水梁幼儿园。”她说，“说起学校名字我就难受。”
即使回到村里，田超和其他家长现在也尽量不出去走动，村里的氛围让他们压抑。
一位村民曾当面指责田超：“你们拿孩子的身体去市政府闹，是为了要钱。”
有一次，马丹迪的妻子走在村子里，村民正在议论：谁家的孩子受到的伤害重，谁家的轻一些。
家长们想远离村庄，包括让孩子远离。
他们普遍选择了尽量避免让孩子和村里其他孩子玩，“小孩子在一起难免会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