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的味道还是亲历者说得真切。汉阳兵工厂搬往辰溪，“全靠水运，历时数月，日夜兼程。员工携妻带子，或缺吃少穿，饥寒交迫；或触礁覆舟，葬身险滩；或遇土匪，人财遭劫。一路磨难，一路风险，苦不堪言。路经沅陵时，船队被土匪围困整整两昼夜。后经多方周旋，才予放行。”
而最可怜的是那些草根，他们拖儿带女，头发蓬乱，饥肠辘辘，跋涉在羊肠小道上。如果哪个地方没有生命危险，又能得到一些维持生命的食物，他们就可能暂时安顿下来。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们，也是随遇而安。乌宿，是沅水支流酉水旁的一个村庄，建在埋葬遇难排工的滩头上，因为这里有一所新式小学，本来目标是重庆的武汉一个中学的几位名师就在这里落脚。他们的到来，是当代“乌宿教授村”的一个重要节点。
临时大学、中学颠沛流离
不过，钱钟书任教的“国师”不是内迁大学，而是抗战期间在安化（今涟源）蓝田小镇创办的一所高等师范，目的是收留内迁的失学学子。
选址蓝田，“既偏僻又交通便利”是原因之一。“偏僻”是因其远离京广线，受日寇干扰少，相对安宁；“交通便利”则是有铁路、公路和涟水水运。文化环境是原因之二，长沙迁到这里的中学前后共达26所，包括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当年就学的省立一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的支持。辛亥志士李燮和之子李卓然表示，可以将其庄园李园租借出来作校舍，“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约”。
其实，当时比“国师”影响更大的是塘田讲学院。学院系国共合办，由共产党人唱主角，人称“南方抗大”。办学的目的，既是消除流亡在湘学生无书可读、无业可就之忧，也是为抗战培训基层干部。因此，共产党员吕振羽向湖南省委提出在武冈塘田寺（今属邵阳县）创办讲学院后，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大力支持，徐还专门写信报告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毛泽东和张闻天。1938年9月学院开学，第一期招收学员120余人，1939年2月又招收第二期学员百余人。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抗战骨干。
与“国师”、塘田讲学院白手起家不同，那些内迁大学则是“背负责任”，颠沛流离。据统计，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全部108所高等学校，沦陷区的都迁入内地，其中迁入湖南的12所。其实，本来有许多学校在湖南“泊”下了，只因战事蔓延，也就再迁云贵川。“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句西南联大的校歌概括了那一段曲折的内迁经历。平津失守之前，北大、清华、南开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本来在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可上海南京失守，武汉震动，战火眼看也将烧向长沙，“临大”又迁往云南，并改名“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