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民国政府时候，原汉阳兵工厂的车间。门是解放后装上的。（资料图片）
抗战期间，湖大学生在辰溪街头教唱爱国歌曲。（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华北沦陷、南京沦陷、上海沦陷、武汉沦陷……
学校内迁、机关内迁、企业内迁……更有难民涌入内地。
湖南，抗战初期的大后方，相持阶段的前线，承接着内迁的人流、物流、“单元流”。
内迁是躲避战火，更是积蓄力量，为抗战赢得最后的胜利。
中华民族的坚忍、不屈精神因此得到激发，得到展示。
一幅内迁图满是“路难行”
说起内迁，人们自然会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的描述：“从界化陇到邵阳（应为涟源蓝田）……一路上崎岖缭绕，走不尽的山和田……火铺里晚上不点灯……没有床铺，只是五叠干草。”人们就睡在稻草上。
1939年秋，钱钟书应聘到国立师院任教，与几个同事经过40多天的长途颠簸跋涉才到达目的地。其实，他们走的是一条“平安路”，天上没有飞机的轰炸，地上没有追赶的日兵，只是“路难行”加“生活苦”。而华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内迁的机关、学校、企业可谓举步维艰。
试想那幅内迁图：粤汉线、浙赣线上喘着粗气的火车上，带来了从前线撤下的军队，从东南沿海拆下的企业设备、打包的大学图书，在长沙、株洲等车点停下；吃水到最大限度的轮船，带着内迁的教师、学生、机关人员，从长江来到洞庭湖，然后再换上小火轮、或木船从湘、资、沅、澧上溯，目标是重庆、贵阳，甚至更远的昆明；沙石铺就的湘赣、湘鄂公路上，背着“大包袱”的汽车，卷起扬尘，搭载着人员和行李，“爬”入湖南，然后再转入新修成的湘黔、湘川、湘桂公路，目标是大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