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的还是民智不开，大清国根本不懂得现代外交这个缓冲武器。一有事儿，就粗着脖子大叫一声：“拼了。”民智不开还有一半责任在朝廷自己。清廷毕竟是满清一族。老怕人口占多数的汉人抢江山，战争来了又不敢发动人民敌后骚扰，坚壁清野。甚至窝藏私心，“龙兴之地”的东北迟迟不让进人，留着被汉人推翻后当退守之地。
《辽沈晚报》2009年05月29日第A05版版面图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05月29日第A05版，作者：张社生，原题：绝版李鸿章
但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清廷只在这中间收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款项。而且即使对这一部分，中央政府也只能使用其总额的40％。纵然清廷也的确将这其中大部分用为军事预算，也不能与西洋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式财政所产生的经济力量相抗衡。一个是吃饭型财政，一个是积极型财政，为战争提供的支持完全是两码事。以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以手工业社会对商业社会，结果可想而知。
穷和民智不开是一对孪生兄弟。为什么“穷”？因为思想禁锢、民智不开。因为民智不开，就越发穷。堂堂4亿人的大市场，就是坐收商品流通的过路费也能腰缠万贯。为什么不行？一句话，清廷思想保守，不思进取，不学无术，根本就不知道改革经济制度。到了后来，就是它想，基本上也无伸缩余地。一是“吃饭财政”出不起制度改革的成本，曰动弹不得。二是因为它的关税率未经条约列强的一致同意，不得变动，还是动弹不得。恶性循环，越穷越穷。穷是玩不起战争这个奢侈品的。有人说，翁同龢为报私仇故意不批给李鸿章北洋海军钱，其实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翁同龢当的不是大英帝国财政部的家，他手里实际上没有几个钱。
晚清时代，各国都拼命发展工商业，清廷也想，但是贫穷国家如俄国、日本以中央政府的预算来带动经济；富裕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在中央政府的预算之外还有民间的商业银行系统配合融资。晚清中央政府一项没有。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几乎完全超不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的“钱庄”范围。国家整个停留在“中古”经济层面上。中国以中古之经济对人家现代之经济，以中古之社会对人家现代之社会，成败早在决战之前已经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