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同学巴世信和董鸿书谈心时指出，青年人应当看一些进步书刊。1939年下半年开始，董鸿书和身边的进步同学逐步形成了“七人小组”，成员有姚宏涛、巴世信、董鸿书、叶青林、郭维治、班显信、苏为典。小组最初活动是看进步书籍，学习、讨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政策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进步书籍和理论书籍在当时都是禁书，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成“思想犯”。同学们阅读的进步书刊主要靠私下收集、高价购买，或从浪速通（现在的太原街）一家日本古书店偷来。书籍大概有几百册，并做分类：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每本书第100页上都记有分类号码，为蔽人耳目，多数都附了假皮。如《资本论》的外皮标为商业原理等。
小组多在宿舍，也曾在体育场、北陵、砂山等地开讨论会。在抗日问题上，小组成员是一致的，但在找国民党还是找共产党、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上，最初大家意见不一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讨论，到1940年，小组成员达成找共产党、反满抗日的共识。此时，在董鸿书的心里，自己已是一名共产党人了。
参加“抗联”地下工作
1941年9月的一天，下午两点钟，董鸿书和巴世信、姚宏涛在南市场南满医科大学校外宿舍的一个寝室，秘密见到抗日联军三路军北满执委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史步云。
史步云向他们讲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许多必须坚持抗日的道理后，说：“……我和你们一样，坚决反满抗日，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只要是抗日的，就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的现实主张！”史步云的话对董鸿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可惜的是，1943年3月3日，史步云被日本人判处绞刑而牺牲。
从那以后，董鸿书便真正成了抗联的地下工作者，担负起联系进步人士、宣传抗日主张的使命。在一次夜晚会议后，小组成员约定在午夜12点集合于教学楼二楼的一个大教室，分头带去复写纸、笔、蜡烛、手巾，和掩盖烛光用的纸和黑布。联络员巴世信守在一楼，有人来时，他就用日文唱歌，告诉大家“有情况”。
那是董鸿书一生中也不能忘怀的一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