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国，皇帝的权威往往使一己之私成为国家的利益，朝代的更替更使“皇帝们”意识到，任何人都可能对他们的统治发起挑战。恐惧使他们采取最保守最残酷的方式来统治。防民富防民主防民享，于是，中国人本来富有的创造力被一点点扼杀。
借商引发的罢市尚在眼前，即征收如此高昂的房屋税，犹如饮鸩止渴。间架税并没有缓解帝国财政的窘迫。当城内一片哗然之时，驻扎在长安城外的泾原军因得不到赏赐，哗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公元784年正月，新年刚过，唐德宗李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五位下“罪己诏”的皇帝。他的这份认错诏书可能是其中最沉痛的：“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腼面，罪实在予。”
就在两个月前，本来调来平叛的泾原军，因不满待遇发生了哗变冲进长安。德宗皇帝仓皇出逃，被一路追杀到奉天城。四面楚歌中，李适改元“兴元”，并不顾大臣们的苦谏颁行了《罪己大赦诏》。
在这份独特的诏书里，他除了历数自己罪状之外，还赦免了反叛的“四王二帝”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并承认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致。自此之后，唐朝的皇帝再也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直至覆灭。
泾原军之所以哗变成功，与他们掌握了适当时机有关。据史书记载，哗变的五千泾原军在冲入长安城时，一边“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一边在大街上高喊：“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随后，哗变士兵拥立朱泚为帝，国号秦，年号应天。
“不夺汝商户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除陌矣!”这奇特的口号，居然成了叛军安抚民众表示自己合法性的理由。这其中的缘由，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唐德宗实行“借商”、物业税政策引发社会动荡。
唐德宗李适应该算是个幸运儿。即位之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他有着中兴大唐成为一代英主的机会。登基之初，李适决意重振朝纲扫清藩镇。要扫清藩镇，须先发展经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度，开始实行两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