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已改编地方新闻，“九一八”那天晚上，看完大样后，我还写了点东西，午夜1时许离开编辑部时，并没有什么重大新闻。第二天翻开报纸，见要闻版下角有一小段加框的“最后新闻”，大意说，据北宁路(北平通辽宁的铁路，即今日的京沈路)局接沈阳电话，北大营方面的日军，忽于昨晚起对我军发动进攻，枪炮声迄今晨尚未停止。这一短短的新闻，想不到就是中国乃至国际局势转入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我到报馆，才知这新闻是记者汪松年得来的独家新闻。他和北宁路(路局设天津)局长高纪毅很熟；白天，高对他说，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因此汪一直守在路局，在深夜一时，路局接沈阳电话，日军果然开火了。他打来电话报告时，要闻版早已截稿拼版了，于是连忙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最后消息”。而日军于进攻后，立即切断通关内的一切交通线，所以别的报纸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接着是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出沈阳，退守锦州一线，听候国联处理；而长春等处，旋即被日军占领，张景惠、赵欣伯等的“维持会”纷纷出现。
“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编辑计划。这样的“民主”，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宣布他和吴、胡商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阐述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猝开动战端。如何“明耻”呢？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清理出来，向读者介绍。他当场指定汪松年主持其事，由王芸生加以协助。如何“教战”呢？请懂得现代战争的军事学专家蒋百里编“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
后来有人说，《大公报》之反对立即抗战，是由于9月底蒋介石叫于右任给张季鸾一电，请他支持南京的“援抗”主张。根据我的记忆，如上所述，张、胡等的方针，早在于电前就决定了。至多，只能说是彼此同感，一拍即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