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出沈阳，退守锦州一线，听候国联处理；而长春等处，旋即被日军占领，张景惠、赵欣伯等的“维持会”纷纷出现。
本文摘自《民国记事——徐铸成回忆录》，作者：徐铸成，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大公报》设在天津的旧址，是在日租界最主要的大街——旭街。详细的是：旭街四面钟对过。
所谓四面钟，顾名思义，是有一个四面可见的大钟。它设在一家日商西药店三层楼的屋顶。四面钟旁边，有一幢四五层的大楼，名为德义楼，是日商开设的最大旅馆，而真正的旅客却望而却步。据说，里面设有各式各样的鸦片馆；此外，经常出入的是穿和服的、旗袍的花枝招展的莺莺燕燕。每当春夏季节，我们编辑部的窗子打开，浓郁的烟“香”和脂粉香味，不时阵阵飘来。
我们就有一位同事何心冷，受到这种诱惑，染毒日深，以至工作时精神恍惚；也有一位专做夜班照料工厂的庶务先生周作恭，每当深夜精神不继，就到对过去“香”几口，积久也成了“老枪”。我先住在集体宿舍旁边的小楼上，后来，和一位同事合租了上下各四间的小楼庭院。那里，离报馆不算远，但每当看了大样回家时，常常会碰到抄身。天津日租界的抄身，是从后面来的，夜深人静，正想急急回家，冷不防从后面某个角落里窜出一两个日兵和便衣汉子，“举起手来！”一声吆喝下，被从上到下搜一遍。然后，这些人又“影”进黑暗里去了。
在旭街中原公司(当时天津唯一的大百货公司)以北，是一段闹市，马路背后，就是妓院集中的地方。旭街靠近法租界后面的几条马路，则到处可见挂着某某洋行招牌的小房子，听说它们的主要营业，是贩卖红丸、白粉和吗啡之类的毒品，也有贩卖枪支的。还有一些看去像是旅馆的铺子，门口的招牌上，去口写着“五角随便”的大字。
就在这黑暗环境中，我经历了“九一八”前后的一段时间。
平心而论，《大公报》在“九一八”以前，对日态度是很坚决的；当“万宝山事件”(日阀挑动朝鲜人民残害当地中国人)、“中村事件”(日本特务中村失踪)相继发生后，《大公报》发表了不少社论，指出东北危机迫在眉睫，唤起国人注意，提醒南京当局密切重视，认真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