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将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加上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至1929年，日本终于爆发“昭和恐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经济极度困顿，且长时间看不到复苏的迹象。在有些地方，饿死人已习以为常，买卖儿女居然成了朝阳产业，其状况与一战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