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总参谋长竟然亲自打电话给院长，强烈表示彭德怀如果住进301医院，他就拒绝来医院看病。院长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不知道如何应对为好。
彭德怀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佚名，原题：忆七爸周恩来：将贺龙转移由军队保护是他终身遗憾
一罐上海梅林牌花生米罐头成为我们的结婚礼物
1960年，全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在天津地区，食品供应不足。大学里青年人多，情况更是如此。当时还有一个“双革四化”的技术革新群众运动，提倡日夜奋战，力求在最短时段内做出实际成果。
那时我正负责“电化教学”的实验项目，经过七十多个不分昼夜的奋斗，居然把质量粗糙的录音磁带以及能放映十六毫米胶片的自动电影放映机试制成功。正当我同我的“战友们”为此兴高采烈，但同时感到体力消耗过甚疲惫不堪时，当地车站附近的某仓库突然失火，许多工人和群众都因救火而严重烧伤，紧急需要大量的血源输血。
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响应号召，前往输血站体检以便合格后及时供站方采血。我因营养不良、体重过轻，不符合要求被刷了下来，而我一向重视自己在青年同学中能否起到带头作用，于是心有不甘。我马上跑步回到数里外的学校，穿上棉袄和厚重的皮靴，使自己的体重勉强超过50公斤，体重达标后迅速转身跑回输血站重新献血，一次大约200CC。
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讲，献血本是件正常的事情，但因我当时营养过度不良，献血前已感觉到轻微的浮肿乏力，加之连续熬夜休息不足，因此我在献血后的当日夜间就气喘不已。我被同学们送到医院急诊，发现竟是严重浮肿、血蛋白指数只有正常值的一半，最后不得不住院治疗。可是，住院每月五十多元钱的费用我也无力承担，我就回家了，打算在家里休养，让同学王章丽来照顾我。为避别人不了解内情闲言闲语，我和王章丽商量，决定去登记结婚。
1960年10月，我与王章丽订婚时，七爸因工作繁忙未能参加。我们与七妈在西花厅家中合影留念，当时我的弟弟周尔均夫妇也在场。但七妈觉得照片中人物的排列未能显示出此是我和王章丽的订婚纪念照，因此示意警卫员重拍并重排位置让我俩分别站立在她两侧。此后，她余兴未尽亲自拿起相机为我和王章丽两人拍了张订婚纪念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