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还给兵团写了信，寄给了兵团的鲍鳌副参谋长和5师政治部的岳春普副主任。在信中，我除了讲到5连干部的作风腐败问题外，还提出了一些在农业管理上的建议，比如：应该实行豆麦轮种，这样有利于地力的恢复；查哈阳水利工程在南北向打梗，应改成东西向……这一下事情闹大了。别管人民日报和李先念理我还是不理我，兵团对我的这种做法不能不做出反应了。
“从兵团到5师，再到50团，现役军人们都知道5连有个陆建东不是省油的灯，动不动就捅破天。很快，50团政委张锡令到5连来蹲点了。
“张政委下连后，发现多数群众都站在我这一边，知道我不是在胡闹生事，而是代表着民意。他带来的工作组成员也是知青，知青调查迫害知青的案子很卖劲，他们从家属队开始调查，先找到了几个我列举出的受害者，其中还包括已经调到团政治处的一个秘书。在调查郎指导员的过程中，又带出了副连长老李迫害两个女知青的问题。
“在调查期间，我被发配到山里去打石头，远远离开了连队。团里这次派来的工作组把事情基本查明白了。调查结束后，兵团对连里的这两个干部做了处理，副连长老李被判坐八年牢，指导员老郎的党籍和职务都给抹了，但是没有给他判刑。
“张政委后来还在全团大会上表扬我，说这么长时间总有人说陆建东是‘老右派’，他的指导员有理，现在看事情不是这样的。但我对案子的处理结果还是不满意，觉得太不公平了，为什么罪行比李副连长更重的郎指导员没有坐牢？
“这场是非虽然有了定论，但我也确实把团领导给吓着了。5连是兵团竖起的红旗，我到处提意见，迫使他们最后把两个连队领导都撸了。
对上山下乡的反思
有一些“老高中”说起兵团来，常以负面感受为主，比如才能得不到发挥，发展的机会被贻误。在同样的一段历史面前，陆建东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但他对新处境的反应是独特的。他想到的是如何改变环境，如何扭转风气，而且为此不惜代价。他对连队腐败现象的揭发，对工作组调查方式的质疑以及对解决兵团管理问题的建议，虽然不乏年轻人易冲动的特性，却代表了一种知青正气。在那个大众习惯于顺从或讴歌的特殊年代，陆建东显示的是另一种“老高中质量”，和颠覆正常社会秩序的“造反”迥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