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右派”陆建东的故事，显示出他鲜明的个性——认准一条路，就一定走到头。
他说：“你问我‘老右派’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要‘砍红旗’！
“我们5连是整个5师的一面红旗。当时兵团到处亏损，但我们5连年年盈余，而且逐年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连长孙贵有头脑有办法。他知道农业和副业要一起抓，养猪、养蜂、养鸡、酿酒……什么都干，而且都找最懂行的人干。
“但是我们的指导员老郎（化名）不正派。这人是老职工，脑子好使，口才极佳，但作风败坏，和好多女知青和家属队的妇女都有两性瓜葛。兵团在抓干部作风时，有些知青找我反映指导员的问题，有的是受害者本人，有的是她们的男朋友。说指导员把女知青带到土豆窖边上，推下去就欺负。我气不过，写了份检举材料，和另外两个掌握全面情况的人一起，把老郎告到了团政治处。”
陆建东告诉我：
“想搞清楚郎指导员的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涉及的人很多，而相关人员和老郎的关系也不一样。要是我拿不出证据，就成了诬告，得罪了老郎和一批和他关系好的知青，以后在连里的日子该怎么过？
“还有一点很重要。5连是50团的先进连，把指导员扳倒了影响太大，对兵团的工作不利。但兵团对迫害女知青的案子历来很重视，只要有人检举，就不会置之不理。团里很快派了一个工作组到5连来调查情况，组织股长老关、保卫股孙干事都来了。他们按照我们举报的十三个案例，按顺序一个一个地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了解此事的老职工老李变节了，他在工作组下来之前把我们举报的事透露给了郎指导员，精明的老郎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反调查措施。工作组的调查方式也有问题，他们只询问老郎本人，并不和受害人接触。我坚持要求工作组去找受害人做调查，这样就形成了工作组和检举人之间的情绪对立，这次调查最后没有收到任何实效。我一看这事情要不了了之了，坚决不答应，马上给团里和师里分别写了信，反映工作组有包庇老郎之嫌。
“在此期间我还有另一个更大的举动。1973年秋收时，连队的喇叭广播了李先念副总理对兵团的批评，说兵团的生产形势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连里广播这个消息，意思是说我们5连在兵团是反例，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我听了很反感，认为5连的干部中有的人烂掉了，我们不应该用生产效益这一俊，来遮其他的百丑！于是我在1974年初写了一份‘御状’，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并请他们转交李先念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