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蛇口工业区的创办过程中,袁庚秉承的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一开始工人们干劲不高,每人每天8小时运泥20车到30车,为了刺激干劲,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
这种作法很快被上级部门勒令停止,袁庚急了,请来新华社记者写内参,直接送到胡耀邦的案头,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就恢复了定额超产奖。随后的1983年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创业初期,袁庚和他的大将们遭遇的艰难可想而知。1981年底,在招商局发展部的年度总结汇报中,对外招商引资的数目为零,袁庚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他说:“没有人来投资,工厂办不了,追究下来,我会负总责的。大不了,了不得,回到秦城去。”
“要是成功了我们都没有话说,要是失败了,放心,我领头,我们一起跳海去。”原蛇口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周为民,至今记得在一次企业管理培训班课上,袁庚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但是,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舆论。
“父亲那时其实是在与他的同代人斗争。”袁庚之子袁中印说,当时全国声讨深圳,连袁庚的许多东纵老战友都严厉指责他。
因为袁庚的种种举措在当时显得确实太过“惊世骇俗”,比如,他当时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两句口号,便引起过很大的争议。
据袁庚的多年老友、南山区前宣传部部长陈禹生回忆,这两句标语来自袁庚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当时袁庚与一位香港老板谈生意,要买下一栋价值几千万元的楼房,双方周五下午两时签约,之后一起吃晚饭。但这名香港老板婉拒了会餐,因为他要马上把钱存入银行。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不能存钱,如果把2000万元星期五3时放到银行去,以当时的浮动利率14%来算,会多出几万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