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数据：中国皇帝非正常死亡率比普通人高一千倍

第三，历史档案的电子化、数据化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都强调这个大数据，那个大数据，但是实际上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历史资料的大数据是非常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我们做研究用得比较多的是中国清代刑科题本，这个数据库将近五十万份题本档案，平均每份档案有三十来页。也就是说，清代两百多年的史料中，单就刑科留下来的重案、要案，特别是命案的细节材料就有一千五百多万页。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一个人每天可以读一千页，就要一万五千天，大概40多年才能看完。这样大数据库，靠个人去找是不可能的。因此最近几年，我每天会安排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助研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面搜集资料，并建立数据库，每天八个人要做好几年才能够做完这样一个工作量。所以，大数据时代带来的研究方面的挑战，表现在要用原来读历史资料去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这么多的资料，如果不能够利用上现在的统计、计量方法，那么研究根本没有办法做。这是为什么量化研究方法在历史大数据时代，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须要采用的方法，否则没有办法开展研究。

第四，中国的历史研究一直是过度意识形态化，也是非常的定性化。这种定性的研究、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基本跟我们一直强调的科学方法相违背。所以，我们在推动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时候，实际上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让历史研究尽量按照科学研究方法来做，而不是原来说的“历史像姑娘一样，可以随便地打扮”。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特别是现在强调中国文化影响世界，如果中国自己的历史研究状况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在这边随便说、随意定性，充满意识形态化的扭曲、篡改历史，那么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就很难让人去学习和接受的。而且这对于中国自己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几千年，中国社会、中国人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真实了解，这对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当然讲这些可能太抽象，我举一个具体研究的例子。最近我跟以前的学生林展做一项研究，就是把中国从汉朝初期一直到清朝各个皇帝的资料建立一个数据库，最初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主要动机是想了解，过去两千多年不同的皇帝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哪一种类型的皇帝更有可能去大刀阔斧地反腐，整治官员。我们在整理吏治数据库信息过程中，把皇帝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搜集起来，比如哪一年出生，登基的时候多大，哪一年死的，怎么死的等等。结果我们发现从汉朝初期到清朝，330多名皇帝中有35%的皇帝是死于非命，也就是说非正常死亡，这个概率比普通人非正常死亡大概要多一千倍左右。我们在做的另一篇历史研究论文，发现从清朝的初期到末期，平均下来一年10万个人里面有约1.5个人会死于非命。而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比常人要高一千多倍，所以说做皇帝以后就不可能像正常人那么善良。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如果太手软，别人可能把你先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