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掠夺为帝国兴盛提供了巨额财富，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挖掘一些其他东西。沃尔特·米德在《上帝与黄金》中说道：“帝国的缺点总是必须先征服各个国家，然后控制它们；秩序的优点是人们自由选择是否归属。秩序或是帝国，它不仅仅是地盘。它是贸易线路、市场份额、金融市场和关系。”与米德对自由贸易的重视如出一辙，本书作者说，大英帝国的构建过程是由私营企业家而不是国家或“国王”完成的。个体帝国主义者向伦敦政府要求“特许证”，英国政府借用这种方式获得经济收入、控制贸易，并将自身的统治扩展到他们建立的海外帝国。一方获得保护，一方抽取佣金，互惠买卖是一笔划算的生意，这种“特许加盟”的方式具有浓厚的商业意味，甚至超过了它的政治意义。东印度公司代替英国政府担起了印度殖民统治的政治职责，英国深深地植根在以自由贸易网络搭建起来的全球体系之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本书花了很多笔墨描述东印度公司，厘清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尤其是它在近代世界史上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英国的殖民体系极其重要。
作者说，“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是因为他们比对手更充分地利用了全球连通性的机会。”英国在大航海时代并没有抢到先手，但是，西班牙、荷兰是吃得过饱消化不良的“胖子”，德国尚未从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恢复过来，法国则陷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漩涡里。当欧洲大部分地区放慢步伐的时候，英国加快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的地缘政治声望迅速增强，一跃而成为世界秩序主导者。很显然，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敏锐地听见了新兴资本主义的号角，在诸如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经典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新教徒几乎是以修道士精神不懈地追求他们的俗世利益，英国大部分人都信奉新教，通过本书作者的叙述，我们更具体地看到了英国人，特别是英国移民如何将这种精神带往世界各地，通过建立一个个连接点塑造了他们的帝国。
作者评价，英国在利用和扩张的全球关系中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王牌就是它的适应性。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学习。英国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许多关键时刻，几乎每一趟“车”它都及时赶上了，并且一度成为了“领头羊”。虽然到了20世纪，随着情况的变化，大不列颠的帝国光辉渐趋黯淡，但是，光与影，剑与犁，枪炮与玫瑰，都是英国书写的历史。“致最后且最大的帝国，致只铺开了一半的地图。”吉卜林的诗歌，可以作为大英帝国逝去的绝唱。